萨特和波伏娃(苦情的美国作家一生钟情于波伏娃，却没能让她离开萨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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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是波伏娃诞辰112周年

萨特：我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对我来说女人给了我许多东西，没有女人我就不能达到我已达到的这种程度——而你是在第一位。

波伏娃：我们最好不要谈到我。

萨特：好的。那我们谈谈给我显示了各个国家的那些女人……

文 | 沈雪晨

主权宣誓完毕。面对视力衰退、逐渐丧失写作能力的萨特，波伏娃轻巧地控制着谈话的节奏，用她最想要的样子，将对白缓缓呈现。此时她除了照顾这位终生伴侣的身体，还以特殊的形式照顾了他的心灵——进行一场漫长的两人对谈，整理记录下来。《告别的仪式》随即发表。

“新知识分子”萨特的临别肖像，波伏瓦与萨特的终极对谈《告别的仪式》

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被人们传为美谈：相伴终生，彼此尊重，可以有别人加入，但认定对方在自己心里无可取代，安全又自由。曾有朋友告诉我，她所向往爱情，就是波伏娃-萨特式的“双重奏”，不是简单地合二为一，而是相处又各具独立性。它如同巴赫的复调，“同时，相关，有所区别”。

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

“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，但我白费了力气，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。”波伏娃回忆录中的这段独白，可以视作她为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开放式关系（open relationship）所作的总结，它显示了此种“爱情典范”虚假。从两人认识之初，这段关系就是不平等的。面对长自己两岁半、已在哲学小团体里颇具影响力的萨特，波伏娃感受到了强烈的吸引力，“他完全满足了我15岁时的愿望，我可以与他分享一切，除了期盼这份幸福永远不要减弱。”

青年时期的波伏娃

他亲切、慷慨、迷人，即便其貌不扬，他仍是一个说情话的大师。正如在一部电影里让一个咖啡馆的侍者去扮演咖啡馆的侍者一样，萨特扮演起情人来，可谓完美无缺。他作为哲学家的素质，他对于意识和他人的思考，使得他在约会时的行为表现异常非凡，总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俏皮风趣、充满智慧的词语。无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受他吸引、为他迷惑。有一种情况是，当一个男人受到某个女人的极端青睐时，往往也意味着有一群女人会喜欢他。波伏娃就是喜欢萨特的女人中的一个，这种情况伴随着她的一生。

“从今以后，我将负责保护你”，萨特的表白掷地有声，给波伏娃的承诺却是签定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，不结婚，做彼此最亲密的生活伴侣，保持自由空间，不欺骗隐瞒，保留与异性交往的权利。伴随着秋日午后走出电影院时，萨特脸上无比挑逗却又十分真诚的微笑——波伏娃毫无退路。

萨特与波伏娃早年存影

她足够坦诚，婚姻往往隐藏着背叛和欺骗，波伏娃并不希望经历随之而来的折磨和控制。在这场心照不宣的爱情契约里，步步为营地恪守自己情人的本分，或许意味着更大程度的自由。然而，随着女学生奥尔嘉（原名Bianca Lamblin）进入这段关系，情况开始逐渐失控。

不可否认波伏娃一开始是喜欢这个17岁的小姑娘的，她向奥尔嘉展示了真实的热情和温暖，令她感到快慰和放松。波伏娃主动把她介绍给萨特，可能带有人在年轻时寻找两性关系中刺激因素的尝试，也可能只是一场悄然进行的测验。年龄的差距造成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不平等，波伏娃轻易地占据着支配者的角色，她可以更多地展示出自私和利己的一面，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

波伏娃的女学生奥尔嘉（Bianca Lamblin），后出版《萨特、波伏瓦和我》回忆录

不知就里的萨特与少女坠入爱河，波伏娃开始变得反复无常，充满了嫉妒、烦躁的情绪。一次又一次的争吵，使得这个编织过大量谎言和幻觉的“三人小团体”，最终走向破裂。她明确将奥尔嘉视为威胁，言行中处处是尖刻的指责和粗暴的绝情——这场由她自己挑起的爱情游戏，至此宣告失败。“我和所有人一样，一半是同谋，一半是受害者。”情感的折磨最终变成了小说《女宾》，并以一场对第三者的煤气谋杀案告终。

“我们的爱情已经衰老，里面仅是灰烬和尘埃。”小说里，波伏娃如此自白道。讽刺的是，这本几乎是她从自己的血肉里扒出来、写满了生存（existence）的苦痛与挣扎的小说，却为她赢得了存在主义作家的声誉。萨特呢？他奥尔嘉分手时留下了一句：“我感到安慰的是，我相信你会摆脱这一切的，”除了显示出他的轻率和缺乏同情心，似乎很难看到这场危险关系，对他造成过什么影响。

萨特与波伏娃在聚会上，他们并没有像身边的朋友一样选择结婚。

充满了战乱和种族灭绝的欧洲，萨特与波伏娃分隔两地。彼时，萨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，在一座用乙炔照明的咖啡馆里，写出了不朽之作《存在与虚无》，过程中高度依赖致幻剂。而历经战争和情感的波折，波伏娃也通过《名士风流》等作品探索着知识分子的存在与幻灭。她的情感细腻而饱满，文字富有精神想象力，她的生活急需一位新的恋爱对象，而这个人，则在1947年的美国之旅中出现。

美国作家奥尔格伦

纳尔逊·奥尔格伦（Nelson Algren）代表了与萨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男人类型。他高大魁梧、一表人才，未受过学院派高等教育的浸染，最初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工友和其他底层人物，用笔简洁，充满了写实色彩。波伏娃在与他的合影和通信中可以尽情展示自己小鸟依人的一面，而非与萨特这个“小男人”那种不得不并肩而立的感觉。在给这位芝加哥男人的情书里，波伏娃沉浸在爱情的柔情蜜意里：“我坐在窗旁，一面眺望风景，一面继续读着你的书，这是很宁静的一天。睡前我必须告诉你，我真是十分喜欢这本书，我想我也非常喜欢你。”

波伏娃与奥尔格伦在一起

一定程度上，两本厚厚的《越洋情书》信集，承载了波伏娃最美好的情感寄托，甚至是一种对爱情的无穷想象。奥尔格伦一直希望波伏娃能嫁给他，这个苦情的美国男人书房里贴满了她的照片和笔迹，随着这一朴实的愿望逐渐落空，他的下半生难以再快活起来。“纳尔逊，我爱你，但我不能把生命全部交给你，你能理解吗？你不会有丝毫怨恨吗？”

奥尔格伦曾明确表示：“我对你的情感，绝不是友谊，而是爱情。”他的情感坚贞而忠诚，比起在床上显得柔弱、紧张、僵硬的萨特，他确是一个好丈夫的不二人选。而波伏娃的困境是，她早年爱上的人并非一位普通作家，而是能在哲学史上单独占据一个章节的名字萨特。高强度的思想互动，共同的存在主义理念，是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毫无可能寻得的。

萨特与波伏娃

这使得她宁可回到巴黎继续承受这段不堪的关系，继续感到极大的不自在，也无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悠闲的美国太太。可怜的奥尔格伦成为了这段爱情里的失败者，如同奥尔嘉之于萨特一样。身为受伤害的一方，他至死都不愿出版与波伏娃的通信，无论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。

这一时期，波伏娃创作出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《第二性》，这部“女人的民族志”立意宏伟，马林诺夫斯基去太平洋的荒岛上写一群生活单纯的土人，就成了最有名望的人类学家，而波伏娃要挑战的，却是人类有文明以来被视为他者（the other）的最大群体——女人。历时性的漫长历史发展阶段梳理，与共时性的现实社会观察相映成趣，描绘出女人如何存在于世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观念，即女性了解自己、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期望的方式，至今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圭臬。

波伏娃在写作中

与奥尔格伦的关系结束后，波伏娃开始把情感寄托在比自己小17岁的青年作家克劳德·兰兹曼（Claude Lanzman）身上。年龄的差距使得她进一步把情爱的需求和与萨特的关系分开，她和兰兹曼在一起，同时和萨特开始了广泛的旅行，他们曾到过古巴、苏联和中国，随后一起投身到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去。她开辟出文学生涯的新空间，连续出版如《环境的压力》等自传体小说，并在时间的历练中，与萨特共同走向人生的终点。

波伏娃与萨特在街头

回到开头提到的、两人最后的访谈录《告别的仪式》，可以看到波伏娃在回忆与萨特共同的旅行时，仍为其中的惊险、新奇体验，抱有浓厚的爱意。在两个人断断续续的共同生活里，也曾一起面对经济窘迫、入不敷出的艰难时光。与奥尔格伦交往期间，她试图离开，失败后，便选择了永远地留下来。尽管在这段关系里饱受折磨，她却是唯一一个始终陪伴在萨特身边的女人，她对他的生活细节把握得细致入微，没有人能像波伏娃之于萨特一样，理解他作为哲学家的伟大，同情他身为普通人的卑微。

波伏娃在萨特葬礼上

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思想中，上帝和理性主义等整体性概念，是被个体的自由所排斥的。尤为突出的是她对于任何形式的人类本性的排斥，这意味着她拒绝接受一套形而上学的制度，而选择用一种普遍的人类状态来代替人类的本性。这种状态最重要的一个特征，就是自由。但这种自由并非意味着荒谬的、无意义的存在，而“必须持续不断地去赢取”存在的意义。可以说，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态度是高度乐观的，它不仅要求意义有可能，且必须融入到与他人的共存中去。

波伏娃

她与萨特的关系成为了这种存在主义哲学最好的例证。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变成的。”她在与萨特的关系中从未感到过自在，却终于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“爱情典范”并不存在，好的作品却留了下来。从毫无退路的接受，到第三者进入后的嫉妒、烦躁，到与奥尔格伦交往时期的撕裂、回归，再到最终的放逐、终老，波伏娃在这段充满了折磨的关系里贯彻的只有一件事：

最伟大的思想，最好的创作，不在别处，而在你我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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